贵州战贫记纳雍纪行他们把董地当作了

记者李思瑾

一提到董地乡，他们滔滔不绝：“道路硬化了，房子翻新了”“群众愿意和我们交流了，也变勤劳了”“年，董地乡合作社分红总计万元”……

一说到自己，他们总是摇头：“我从来没穿过高跟鞋和裙子”“女儿不乐意让我抱着她睡觉”“大半年都没有好好父母聊天了”……

近日，记者来到纳雍县董地乡，走访了几位一线扶贫干部。从来到此，他们就鲜有时间打扮自己、陪伴家人。他们心心念念的，是董地位群众的美好未来。

纳雍县董地乡扶贫干部们正讨论城镇建设

罗珍玉：要让所有贫困群众成为老板

“我是去年3月8日来到董地的。”纳雍县董地乡党委书记罗珍玉说，年的妇女节，是她过得最有使命感的一个节日。

董地乡，贵州20个极贫乡镇之一，总人口户人，少数民族人口占比例64.5%。11个行政村中，有6个深度贫困村。“去年我来的时候，还有两个深度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在30%以上。”

罗珍玉走访发现，董地每个村子原本都创建有合作社，曾尝试发展各种养殖业，但难免有资金链断裂后出现“空壳社”现象。

如何让老百姓真正发家致富？这个问题迫在眉睫。

原本的村级合作社全部取消！董地乡成立一个合作总社，11个村设立分社。做出这个决定的时间，是年5月6日，

“产业要想做好，就要让所有贫困群众成为老板。”罗珍玉介绍，“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参与，有三种方式：一是以资金入股，下不设限上不封顶；二是以每亩元的土地流转入股；三是以劳动力入股。”

“利益链必须落到实处。”罗珍玉说，比如种植四季豆，由平台公司向百姓支付元/亩的土地流转费，百姓在自家地里种植，且按照合作社技术要求，按时覆膜、搭架、施肥、除草，待豆子成熟，由公司按1元/斤定价回收。“只要管护得当，每亩产量不低于斤。”

董地乡罗嘎村的蔬菜种植基地

除了四季豆外，董地还有红托竹荪、樱桃等种植业。今年春，多亩樱桃树结果，鲜果销往贵阳等地。而为樱桃保鲜的泡沫箱，只能从成都、昆明等地辗转购来，价格4元/个。

“董地山高坡陡，合作社不能仅仅狭义地瞄准土地。光靠搞种植带动群众致富远远不够。”在昂贵保鲜泡沫盒的“刺激”下，罗珍玉又有了新的思考和尝试。

进行技术咨询、市场调研后，董地乡订购了一套生产保鲜泡沫盒设备。目前，厂房已建成，正进行消防设施检测，等新设备一到，就可以开工生产。

“贵州到处都在紧锣密鼓地搞产业结构调整，我们就为产业革命提供保鲜材料。”罗珍玉为保鲜泡沫盒先定了一个“小目标”：占领毕节市场。

董地乡党委书记罗珍玉(中)走访农户

在董地一线扶贫干部眼里，罗珍玉除了在产业发展方面有“奇思妙招”，在其他工作上还有“特别”的要求。

比如，帮扶责任人必须在帮扶对象家中做两件事：吃一顿饭，睡一次午觉。这才算考核合格。

“吃得下，说明碗筷干净、食物新鲜；睡得着，说明环境舒适、床铺整洁。要让所有扶贫干部把董地当作自己的家。”罗珍玉说，她希望这个家，可以像世外桃源一般，家家户户有花有草，孩子们都能接受高质量的教育，考到山外读大学，再反哺家乡。

武蕾：扭转了村民“等靠要”的思想

4年前，“90后”扶贫特岗干部武蕾初入董地，第一感受就是“落后”：道路坑坑洼洼，下雨天就是一腿泥。

和基础设施建设相比，更为落后的是当地群众的思想。在走访村民、进行贫困户精准识别工作中，武蕾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。

村民们拉着他们诉苦“家里没有劳动力，赚不来钱”，希望能被列入“精准贫困户”，享受到更多的国家优惠政策。为了做到“精准”识别，武蕾和同事们只得花费更多时间，向住在周边的村民或村委会寻找佐证。

“硬化道路、改造房屋等工作在按部就班进行，不难。如何提升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，才是关键。”武蕾说，“他们观念不再‘等靠要’了，才能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。”

董地乡扶贫特岗干部武蕾入户调查村民家庭情况

年一个冬天的早上，武蕾来到街上村丫口田组张习德家，院里杂物乱堆，一只浑身沾满泥泞的瘦狗在枯槁的老树下瑟瑟发抖。

武蕾唤了两声“张叔叔”，推开房门，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，张习德斜斜地看了一眼来客，有些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句：“怎么又来了。”

40岁出头的张习德，常年独自在家，几亩田地荒着，偶尔去周围工地打点零工，领到工资就买酒喝。

几经劝说，张习德勉强答应担任村里的保洁员。起初，他干得很敷衍，垃圾依然随处可见。武蕾就常去盯着，拉着他去其他路段对比，还联系他在贵阳读书的儿子一起劝说。几个月后，张习德所管护的路段每天都被打扫得很干净。

今年3月，街上村为张习德送去只鸡苗。打扫卫生、养鸡，日子充实了，醉酒的次数也少了。他满怀希望地对武蕾说：“等这批鸡长大了，卖出去能赚个几千元。儿子说，他会为一个勤快的父亲感到骄傲。”

4年来，武蕾扶贫的足迹从黎明村、新华村、再到街上村，遇到了许许多多的“张习德”，从“反正政府会养我”到“我要靠自己致富”，他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

“于我而言，最难的不是扶贫工作。”武蕾的女儿两岁了，自己却没多少时间陪伴她。她常在工作之余与家人视频，女儿不太爱和她说话，她就通过手机屏幕静静看着女儿自顾玩耍。

但是，看着董地一天天变好，看着农户们日子有了起色，武蕾感到，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董地乡城镇新貌

王庆宇：最大的成就是被村民当作家人

来董地扶贫工作站工作之前，王庆宇在农村信用社工作，朝九晚五不算太累，收入也不错。

“因为我喜欢。”谈及“跳槽”的原因，王庆宇笑得像个孩子，“好男儿应该扎根基层一线，建设祖国。”

年，王庆宇到董地接到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青山村四个村民组的搬迁工作。

四个组都在山坳里。从董地乡政府到青山村，半小时车程，而去往这四个村民小组，需要沿着山间小道步行近一个小时。

村民们大都居住在老旧的木房里，屋顶的梁和瓦条或多或少被山中潮气所腐蚀，周围地形破碎，家家户户的土地都只有巴掌大小，根本谈不上收成，几乎完全靠低保过活。

但村民们看起来并不悲观，在他们的意识里，一家人在大山里生活很幸福。就连30出头、曾外出务工的黄武，听到扶贫干部们说起搬迁计划，第一反应也是“坚决不搬”。

同黄武一样，世代居住于大山的苗族同胞们，对于远离故土都抱有诸多疑惑和担忧：原承包山林土地，是否就此失去承包权？缺乏生存技能，离开土地又怎么活？

董地扶贫工作站工作人员王庆宇入户走访

“我能明显感觉到，群众们对于我们这些‘外来’人，缺乏信任感。”一整年时间，为说服山中百姓，进山的路被王庆宇和同事们反反复复踏了无数次，他们带上干粮一早就出发，常常天黑才回来。冬天是最难熬的，本来泥泞的小路结了冰，一不小心就会摔倒。

第二年夏天，青山村的四个村民小组搬到了新修的安置区，起名为“永乐”。安置区附近，修建起了多个红托竹荪种植大棚。离开故土的村民们，在此找到了新的生计。

“永乐，希望他们永远快乐。”如今，走在永乐村，不少老人还会上前，抓住王庆宇的手亲切地说：“谢谢你让我们搬出来，生活好太多了。你要常来我家里坐。”

还有很多人和事都让王庆宇感到暖心。

王庆宇所帮扶的街上村李发文家，女主人因病导致双眼失明。两口子没文化，孩子也不在身边，出门办事总是摸不到头脑，王庆宇就抽时间陪他们办手续、进医院。

李发文感激地说：“你就像我的孩子一样。”

王庆宇劝他少喝酒，李发文笑着连连答应：“好好好，听你的。”此后，这个在村里出了名的“醉鬼”，竟然真的没有大醉过。

“最大的成就感，就是被当地百姓信任，被他们当作家人。”王庆宇说。

编辑：黄桂花

编审：张云泓